新化县槎溪镇田凼院村92岁的邹序庄,1937年与当地小学教员杨理锋结婚。婚后相守8年,生儿育女。1949年,杨理锋随军去台湾,从此,云山远隔,音信全无。但夫妻感情笃深,坚信会有重逢的一天,因此都未再娶

67年守望一份不渝情

出版日期:2013/9/9   字数:4093A+   A-

邹序庄向记者展示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照

    ■记者:康承贵 通讯员:杨尚勤

    自从丈夫的骨灰从台湾运回老家后,邹序庄就一直把他摆放在自家的厅堂中,每天对着丈夫的遗相吟唱一遍《秋水伊人》,这,似乎成了她有生之年的必修课。“百年之后,我要和丈夫一起合葬!”8月24日,记者见到邹序庄时,老人家的话语里透出了一份执著与坚守。一首情歌订终身

    对于很多人来说,会唱的情歌可能有很多首,但刻骨铭心的或许只有一首。现年92岁的新化县槎溪镇田凼院村七组村民邹序庄就是如此。

    邹序庄至今唯一能够唱全的情歌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《古塔奇案》中的一首插曲《秋水伊人》:“望穿秋水,不见伊人的倩影,羹残楼静,孤燕两三声,往日的温情,只换得眼前的凄清……”

    这是时称“银嗓子”的上海梅花歌舞团“台柱”龚秋霞倾力演唱的歌曲,也是见证邹序庄爱情的最重要的一首歌。

    1921年,邹序庄出生在新化县洋溪镇一个叫鸟竹岩的小山村,其邹氏家族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,拥有田地40亩,雇有长工数十人。

    1937年8月的一天,16岁的邹序庄见到20岁的杨理锋。与电影《云水谣》里一样,少女王碧云第一次认识年轻的陈秋水时,男方正是教师身份,邹序庄同样遇到了身为教师的杨理锋。这一年,杨理锋20岁,是邹序庄大外祖父唐文秀的得意学生,虽家境贫困,但才华横溢,在邻村的苍桐小学任职教师。邹序庄说,杨理锋如同“从画中走出来的男人”,这个男人,自己“只看了一眼,就喜欢上了”。

    然而,在两人相识初期,杨理锋却视她如亲妹妹。“亲如兄妹”的关系,却不是邹序庄想要的。一个月后的9月15日,邹序庄迎来了机会。

    1937年9月15日,寂静的山村迎来了一支电影放映队,吸引了村子周边的近千名村民搬着木椅蜂拥而至,杨理锋、邹序庄也不例外。电影放至中段,随着一曲《秋水伊人》的响起,邹序庄和着音乐,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心底的情意:她缓缓伸出左手穿过对方的臂膀,靠紧了身旁的男子,两人相依相偎,沉默不语。片刻后,邹序庄瘦小的身躯再次左倾,将两人的距离拉得更近……

    1937年10月15日,两人的爱情终于丰收了—两人结为夫妇,共同许下了爱的誓言—“忠贞不渝,至死不弃”。谋职一去不复返

    “白天丈夫去学校教书,我在家做家务、带小孩。到了晚上,我把饭菜提前煮好后,就在家门口等他回来。”那时,“每天看着他笑,听他说话,尝尝自己刚学会的新菜”就成了邹序庄一天最大的期盼。

    而在邹序庄断断续续的回忆里,丈夫是喜欢唱歌的。在邹序庄所著的《新断肠集》中,就曾这样写道:“理洲每次回家见我站在家门远远眺望,尤见心怜,他劝我在家中静等,我不依,亦不愿。此后,理洲每次归家,他都会唱着小曲,隔着村子,我都能听的见。”而唱得最多的正是两人观影定情时播放的经典插曲—《秋水伊人》。

    就在生活看似趋于平稳、安定的同时,在学校任职多年的杨理锋却时常感到烦闷。邹序庄与他细细交流后才知道,因为他在学校没有现金收入,再加上生性刚强、正直,时常招致当地村民的极力排挤。不久,杨理锋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—外出谋职。

    1946年农历2月15日,杨理锋开始了远行:“我这次一定会挣更多的钱,只要自己赚够了建房的钱,就立即回家。”临行前,杨理锋信誓旦旦给出了自己的承诺。

    一个多月后,杨理锋在南京教育部正式谋得一份文职。只是,就在夫妻俩憧憬美好未来的同时,不想变故又生———1949年12月初,杨理锋随国民党军队迁往台湾。

    临走前,杨理锋怕妻子挂念,曾特意写下一封信:“这次是与朋友相约,借公旅费到台湾周游,十日后回,勿念。”可让杨理锋始料未及的是,自己这一走,却再也回不来了。这一年,国民党兵败逃往台湾,两岸关系一度陷入冰点,而分居海峡两岸的夫妻也自此断了联系……守情改名邹继洲

    邹序庄一生中改过两次名。熟悉她的村民都知道老人以前叫“邹庄仪”。至于另一个,却很少有人知晓。

    2013年8月25日上午,面对记者的问题,邹序庄老人依然选择了沉默。老人的孙子杨明明却没沉住气,向记者交了底:“奶奶还有一个名字,叫‘(邹)继洲’。”杨明明解释,爷爷原名叫杨理洲,奶奶之所以改名“继洲”,原因有二:一是为了延续丈夫的教学事业;二是谐音“记洲”,用她自己的话说:“我不会忘记他,也代表我的真心。”

    事实也正如邹序庄说的那样,自两人离别后,她用行动坚守着爱情:在丈夫去往台湾的第二个年头,邹序庄放弃了老家的悠闲生活,重拾书本,去往邻村的苍桐小学当起了老师。

    那时,在校任职教师的待遇是“每人每月领160斤粮食或19元工资。”虽然离家近,邹序庄却坚持在学校吃住。而且,为了能够留校,邹序庄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,甚至不惜主动要求降薪。而原因,唯有现年67岁的女儿杨关金才知道:“那里是父亲以前教书的地方,她觉得只有和父亲一起上课,一起吃,一起住,两人才能走得更近。”

    也正因为这样,在杨关金的记忆里,自从父亲去了台湾,母亲邹序庄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里。“那时,往往一年下来,我们母女相见的次数都不超过一拳头。除非学校正好要在老家这边开会,不然两三个月也难得回来一次。”

    而改名也给老人带来了很大的风险。在那个时代,有海外亲戚在政治上是受歧视的,有人据此造谣打击,最后闹得上级领导出面,说邹序庄“不该炫耀在台湾的丈夫”,并要求她登报离婚,脱离夫妻关系,并改名。就这样,邹序庄只好服从领导,登报离婚,并放弃用了三四年的邹继洲,改为邹序庄。

    邹序庄的这番行为引起了丈夫那边杨家人的非常不满,流言蜚语四起。

    “我们虽然分别七年了,但一切的一切我不能负义,内心依旧爱着他,就是为了儿女,自己一家人的生存,不得不划清界限,应付教学,站稳立场,才不会在整顿教师队伍中被撵出去……”在邹序庄所著的《新断肠集》中如是记录了这段心路历程,“我要对得起理洲,发誓不另嫁人,加倍爱护我俩爱情结晶的三个宝贝,赡养好他的老父,这是我能做到的事情。”面对富人不动心

    接下来的10年里,除了备课教书,偶尔回家看看老人和孩子,邹序庄常常深居简出,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然而,正值美好年华的邹序庄还是引得众多男子的倾慕之心。村里的干部也曾劝她趁年轻再找个男人,也多次自作主张给她做过媒。毕竟,虽然她表示会继续等丈夫归来,但杨理洲一去台湾,不知死活,两岸关系当时水火不容,而她一个女人要带三个小孩,非常不容易。何况,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,难免给她带来不好的影响。

    在众多追求者中,有一个名叫张爱华的男子尤其积极主动。在杨关金的印象里,张爱华原本是当时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,因为家里穷,又不善言语,结婚不到三年,他妻子就跟别人跑了。可即便这样,张爱华也没有太过生气,更多的却是埋怨自己不争气。直到后来,有人见他性格憨厚,没有心计,开办养猪场时顺带拉他入伙,他也因此很快发了财。这时,张爱华再次动了处对象的念头。

    杨关金回忆说,母亲是在一次下乡走访中与张爱华相识的,那一次,她也在。“和母亲见面那天,他就像变了个人,一路上东扯西扯说了不少,嘴巴不停地打颤,后来路过菜市场,他还主动‘抢’过我妈的菜篮子,帮忙提菜。”张爱华的热情没有就此止步,随后半年里,他更是隔三岔五地跑到邹序庄学校找她聊天谈心,但更多的却是被邹序庄婉言推拒。

    张爱华依然没有放弃,他渐渐将视线转移至邹序庄的家人。二锅头、奶糖、巧克力……这都是在当时有钱也难买到的好东西,张爱华每次前去串门都会带些,家中的孩子也自然欢喜。

    只是,没有一个人敢接。至于原因,却是因为邹序庄此前说过的一番“恐吓”。这话,杨关金至今一直记得:“母亲那时就跟我说,拿了别人的东西,就成了别人的孩子,她不但不认我做女儿,父亲也不会再回来看我。”

    随着年龄的增长,杨关金知道母亲的“恐吓”更多的是句玩笑话。但她也知道,正是这番不得已的“恐吓”,也成了母亲坚守爱情、终生未嫁的最佳见证。台湾来信诉衷肠

    大陆的这头,邹序庄不离不弃;台湾的那头,杨理洲是否变了心呢?从1948年起,邹序庄27年没有收到过丈夫的一封信。

    直到1975年12月12日。这一天邹序庄收到了丈夫的台湾来信。信封上还写着邹序庄原来的名字“邹庄仪”。幸亏有一位老师知道邹序庄的本名,才没有错过。

    这时,邹序庄才知道,其实,丈夫此前也有信来过,只是公社有人有偏见,或者不大胆,狠心隐瞒了。当天晚上,邹序庄立马写了回信,告诉丈夫自己的近况,在照顾他父亲,而且依然是他心爱的妻子。第二天,这封信经公社相关人士阅过,送往邮箱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日子里,两人经常书信往来。其间,最让邹序庄感动的是,杨理锋在台数十年,官至空军中校,富贵荣华,却再无婚娶—正如38年前两人新婚时许下誓言一般—忠贞不渝,至死不弃。在杨理锋的书信中,经常透露的是,生病时,照顾他的是战友或朋友,而他心愿就是“如能活着返回大陆,或可能与家人再见一面,于愿已足”。

    “爷爷去了台湾后,跟奶奶互通的每一封信,她都细心抄录在一个本子上。”杨明明告诉记者。在邹序庄所写的回忆录《新断肠集》里,除了关于自己的回忆,还记载着丈夫在台生活的点滴以及夫妻间互通信件的摘录。

    就在两人频繁来往信件,期待夫妻能够团圆之时,1978年10月,杨理锋因患肝癌病重去世。“刚刚通了两年书信,22次汇款,却没想是这样一种结局。”邹序庄悲痛不已。

    而杨理锋在去世前,也对妻儿念念不忘。他在生前写下的一份遗嘱这样写道:“我尚有少许积蓄,请吾叔为我妥善保存,将来如可能返回大陆时,请带回交予我的妻儿。”

    1990年,邹序庄通过在台多位亲友的帮助,终于迎回丈夫的骨灰。当晚,邹序庄抱着丈夫的骨灰彻夜未睡。两年后,邹序庄又以丈夫的名义捐出生前遗留的一笔美金,在两人生活近8年的偏远山村修造了一座小桥,以利行人来往方便。至于桥名,正是丈夫杨理锋那无时无刻的“思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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